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历史遗存要在活化中保护

　　日前，《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草案）》经过市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提请正在召开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这是落实北京城市总规，擦亮“北京”这张中华文明金名片的重要地方法规。

　　参与审议的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1月24日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老城区、三山五园地区以及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是北京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要在活化中保护历史遗存，让人们感受到历史名城的文化氛围。

　　同时，张颐武表示，一个社会有美好的文化形态，会让社会中的人感受到自己生活得更幸福，北京市民既是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贡献者，也是其建设成果的享受者。

　　新京报：本次大会正在审议《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草案）》中提到老城区、三山五园地区、三条文化带，为什么把三山五园地区和老城区单独提出来确立为保护的重点范围？

　　张颐武：条例的修订是非常重要的举措，明确了保护的区域，北京的全域都在保护条例的保护范围之内。同时主要保护的是老城区、“三山五园”和三个文化带。

　　北京城3千年的建城史，是北方最重要的城市。老城区和“三山五园”其实就是都城最重要的保留下来的历史遗存，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北京的老城区是历史积淀下来的空间结构。在老城区，从南北的一条轴线可以看到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从永定门到天坛、、故宫、景山一直到钟鼓楼，这一条线东西都有非常多的历史文化遗存。

　　“三山五园”不同于老城区，它是一个文化遗产，同时又是自然遗产。它是以清朝的皇家园林为中心的大量的历史遗存。“三山”都是在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遗存中结合起来，从金元两代就已经开始出现。后来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皇家园林，它的意义和老城区是并列齐驱的，都是最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强调这两个区域的保护，明确了对文化遗产里面最重要的两个空间的保护。

　　新京报：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这三个文化带，在你看来对北京的文化价值在哪里？

　　张颐武：三个文化带，是北京城的文化来源。比如长城文化带，长城可以说是中华文化在全球的重要象征，它具有非常高的历史价值。

　　长城是东西向的，大运河是南北向的。大运河千年以来，都是中华民族南北交通的一个大动脉，这个大动脉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都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它的保护也具有高度价值。

　　另外一个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和“三山五园”有联系，可以说是“三山五园”的背景，北京的西山也是北京空间所谓的历史脉络的延伸所在。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它的影响非常深远。

　　这三个文化带和两个区域，都是北京宝贵的空间历史遗存。同时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认知历史、认知自己的现实，对我们的现实生活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通过这三个文化带来定位北京的区域的空间，老城和“三山五园”就是它的两颗明珠。

　　新京报：我们关注到本次条例中提到了保护措施的问题，包括实行保护责任人的制度，明确各个区域保护的内容。你认为保护这样的历史遗迹，哪些方面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张颐武：条例明确了地方政府的责任，也明确了社会和一般公众的很多责任，都有一个很清晰的界定，条例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探讨、研究、调研，最后做出来符合北京实际状况的条例。

　　清晰责任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北京城经过了沧桑巨变，这中间有变化有损失，也有我们不断地创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保护历史文化的遗产是所有北京市民，也是政府和社会的重要使命。同时，还要尽到个人的责任，找到对历史文化保护的清晰责任。

　　另一方面，条例还规定了一些罚则，出现了问题，你要承担什么责任。同时还有鼓励、奖励的政策。这都是帮助每个人落实责任，责权全都确立后，我们能够按照这个责任依法去行事。

　　新京报：历史遗迹有许多现在还有生机活力。就拿三山五园来说，畅春园也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的校园。此次条例也提出，要鼓励历史建筑结合自身特点和周边区域的功能定位，使历史名园贴近市民生活。在你看来，如何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

　　另一方面，历史文化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世界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保护时都始终强调，它一定要是活的、有人参与的。有社会介入的这种保护才是有价值的。

　　它具有传播的功能，来欣赏、来关照就是一个精神上的滋养、陶冶，这是一方面。它的活化具有更深的意义，很多历史文化遗迹都是嵌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的。像“三山五园”，这个大背景，这一块6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里面有中关村，中国高科技、高科技创新的中心，和它深度结合在一起。每个人很大程度上都生活在这个区域，我们是受到这片区域文化滋养的，每个人都有责任呵护这些历史文化的遗产。

　　另外，怎样让它和我们的生活有机联系，在北京的区域里有很多这样的实现形式，比如把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文化的遗存转化成一个像具有高度人文气质的书店，这样既能通过书店来保护原貌，同时又活化利用变成了人们能够欣赏的一个建筑。比如万松老人塔在西城，变成了一个书店，又是从元朝以来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空间。这两者有机结合后会发现，空间本身就在历史中间，但同时它又是一个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空间。不断通过活化，历史文化遗产才能有它的生命，我们才能和历史文化遗产有精神上的对话，有我们和遗产之间亲近的机会。

　　所以说，一方面当然有些最重要的遗产需要保护起来，完全像眼珠一样，不能碰它，另外很多遗产是活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在呵护、保护的同时，也在用它来丰富我们的生活，来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美好。

　　新京报：北京推动建设全国文化中心，除了历史名城的保护，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做？文化中心作为十分重要的一项首都功能，它对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有哪些作用？

　　张颐武：北京一方面是历史文化非常丰厚，另一方面它也是全国乃至于全球非常重要的文化创造中心。文化是一个城市里滋养市民的源泉。同时，无论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科技发展或者是我们的国际交往，其实都要有文化作为它的底色。文化潜藏在各个领域里，科技里面也蕴含着文化的精神。

　　同时，文化的力量是引领性的，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它在这个社会中间起的作用是润物细无声的，把整个社会的氛围，整个社会的素质都提高了。一个城市、一个社会、一个群体，它都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独特文化、独特精神。所以文化中心建设，其实和“四个中心”其他中心的建设是息息相关。

　　新京报：包括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在内的文化建设，你觉得普通公众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些工作又能如何惠及老百姓的生活？

　　张颐武：其实城市文化的营造，最终是给城市里面的居民一种精神上的陶冶、精神上的享受。这个是文化给我们的。同时我们也要为文化的培育、发扬、发展做贡献。每一个人要意识到我们的幸福感、价值观，都和本地的文化、历史文脉、文化的状况息息相关。

　　文化一方面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同时作为产业，它也能提供就业。北京这样的城市，其历史文化要不断地创造性地转化成新的文化，就会产生很多的就业机会。

　　另外，参与到文化、发展中也是一种贡献。去看一场戏，一方面是给自己精神的享受、陶冶，另一方面，你也在助力着北京文化氛围的培育。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每一个市民都和文化中心的建设息息相关。

　　一个社会有美好的文化形态，会让社会中的人感受到自己生活得更幸福，感受到自己在不断向上提升。每个个体文化内涵底蕴的提高，每个个体素质的提升，最终也是给这个城市创造一个美好的性格，美好的独特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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